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新总干事入主巴黎7区的丰特努瓦广场，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在地，前朝高管纷纷离去。即使是广受好评的教育助理总干事贾尼尼（Stefania Giannini），也即将另谋高就。

　　这个意大利女人，一头飘逸的齐肩银发，身姿轻盈，笑容真诚，常让人忘记她位高权重。意大利人向来衣品出众，或一身雪白，或果绿，或大红，或米白，或一袭黑，她走进会场，走上主席台，永远是赏心悦目的风景。八年来，各个部门的助理总干事走马灯一样地换，只有她，除了被马拉松式的《和平教育旗舰计划》搞得焦头烂额之外，始终游刃有余，稳如泰山。她是语言学家，曾担任意大利国会议员和教育部长，前几年疫情期间，邀她出席各种在线会议，她总是有求必应。餐叙结束道别时，她提起自己曾是意大利总理、后来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班底。我这才恍然大悟——那几乎是中欧关系最好的时期。20年过去，老欧洲风雨飘摇，一代欧盟人也已老去。

　　谈及八年巴黎生涯，她说当年在罗马做部长挺风光，但巴黎的一切更难忘。便利的交通，舒适的左岸公寓，丰富且有意义的工作内容，文化背景不同的各国同事，何况，在教科文组织大楼里开会，走过毕加索的壁画，再路过贾科梅蒂的雕塑……咱这几乎就是在博物馆工作么！

　　她说的贾科梅蒂雕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层大厅尽头处的《行走的人》（L’Homme qui marche / Walking man I，上图），那是贾科梅蒂最著名的青铜作品，一共7件，分藏于美国、瑞典、德国、瑞士等地。其中，德国德累斯顿银行所持有的那尊于2010年在伦敦苏富比以1.043亿美元拍出，超越毕加索油画《拿烟斗的男孩》的1.042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拍卖成交价格最高的艺术作品。但似乎在欧洲之外，知道他的人还是不多，远不及毕加索的盛名。每每有同事朋友来访，我们总是要介绍这座雕塑，然后静待听者的一脸震惊。尽管贾科梅蒂创作雕塑、绘画，也写作，但他闻名于世的是雕塑，尤其是《行走的人》。

　　去秋以来，从华美的亚历山大三世桥路过，总能看见不远处法国外交部旁边一片大工地。某天，因为总统车队路过，警方突然临时封路，我只好急踩刹车，不料被后方骑摩托车的法国女人追尾，警察挥手示意让我们把车停到一旁。停车交涉完，这才看清工地外墙贴的是贾科梅蒂的巨幅工作肖像（下图）。原来，贾科梅蒂基金会收购了那栋原是法航总部的大楼，将之改造为新的贾科梅蒂博物馆，计划于2028年迁入。就这个地段和建筑规模而言，贾科梅蒂的地位显然已经超越其师布德尔，直逼罗丹。

　　联合国在日内瓦球盟会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总部大楼万国宫有不少艺术品，但大都是捐赠而来。然而，在巴黎观念中，免费捐赠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不尊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新址建成启用之前，专门筹资，邀请11位艺术家创作装饰作品，其中包括面积近90平方米，由40块画板拼接而成的毕加索壁画《伊卡洛斯的坠落》（La Chute d’Icare，下图）、米罗的两幅壁画《太阳之墙》(Mur du Soleil）与《月亮之墙》（Mur de la Lune）、智利画家马塔的油画《对宇宙最广阔的展开》（La plus grande ouverture sur le Cosmos）、意大利画家巴萨尔德拉（Afro Basadella）的油画《希望的花园》（Giardino della speranza）、美国动态雕塑家考尔德的大型黑色金属作品《螺旋》（Spirale）等，68年来，这些作品就安置在大楼和院子里，价值连城。有一次开会，因为经费问题大家争辩不休，冰岛代表团一位女士脱口而出：“亲爱的同事们！实在不行，咱可以卖掉几件艺术品嘛！”

　　巴黎街头有不少青铜雕塑，主要是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比如新桥桥畔的亨利四世、旺多姆广场的拿破仑、吉美博物馆门前的华盛顿、塞纳河畔的拉法耶特、玻利瓦尔，当然还有美国回赠的自由女神像等，造型大多是仗剑策马。不管出自哪位雕塑家，在我看来，风格大体相似。俄裔法国雕塑家扎德金的青铜作品是个例外，无论是奥赛码头的《信使》（Le Messager）还是双叟咖啡馆附近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都与其抗议德军炸毁鹿特丹的青铜名作《被毁坏的城市》相似，基本造型是将人物解构为几何形体。就材质来说，贾科梅蒂承接青铜传统，但风格大不同，既不是帝王将相做派，也不是扎德金的立体主义风格，但其瘦长的体态和“锋棱瘦骨”般凹凸不平的表面极有辨识度。因为工作之故，我常常从《行走的人》旁经过，无论周遭是人声鼎沸还是下班后空无一人，凝神端详，总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疏离感扑面而来。但它到底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呢？

　　读到萨特的《追求绝对》（La Recherche de l’absolu），一下子豁然开朗。萨特之于贾科梅蒂，正如梅洛·庞蒂之于塞尚，是俞伯牙钟子期那般的知音。萨特那篇文字是给贾科梅蒂首次雕塑展所写的序言，全文充满萨特式的自负，但真是字字珠玑，开篇第一句可说是石破天惊：“三千年来，雕塑家们创造的只是一些尸体而已。”

　　萨特将贾科梅蒂雕塑放入三千年历史长河，认为他的创作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对古典主义反叛的突破性创新。通常，大理石或青铜塑像具有完美的整体性，对细节局部的考察，即可见整体。但贾科梅蒂完全不是这个路子，他的雕塑无法接近，也无法分解。萨特说：“当你靠近它时，不要指望某一人物的腹部会由于你的接近而放大，它本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当你想离开时，又将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欲退不忍、欲进不能的感觉。”可以说，贾科梅蒂的雕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有在一定的距离外才可以被感知，太远没有意义，太近则满目只见青铜皱褶起伏。距离是贾科梅蒂浓缩空间的原因，而空间感才是目的。萨特的存在主义结论是，“他的每一个塑像都证明，人类首先不是为了被人观看而存在，而实质上是由于别人的存在而生存”。

　　贾科梅蒂雕塑的特征是面容清窄、四肢瘦长，为稳定性而加大足部比例，导致雕塑的步伐有一种滞重感。在二战后的时代情绪中，这很容易被解读为人类的孤独与绝望。我的同事说，第一眼看到《行走的人》，想到在东非高原上偶遇的一个年老的黑人，神情体态与之极为相似。他的观察是准确的，贾科梅蒂的雕塑造型，确实受到了古代埃及艺术的影响。

　　贾科梅蒂博物馆位于巴黎14区的蒙巴纳斯一带，维克多·舍尔歇街（Victor Schœlcher）5号，与波伏娃旧居只隔了几个门牌号，离萨特故居也不远。萨特与波伏娃分别住在蒙巴纳斯公墓墙外的两条街上，从南方和东方面对公墓，萨特住西墙外的拉斯帕伊大道（Raspail）222号（上图），波伏娃住南墙外的维克多·舍尔歇街11号（下图）。

　　他俩的合葬墓就在公墓北门内。这两人一辈子各有居所，死后却选择合葬，令人费解。不知从何时起，墓碑上布满各种红色印迹，是世界各地的仰慕者用唇膏所画所写，其中，中文留言相当多，不知何故。贾科梅蒂租用了一辈子的工作室离此走路大约十分钟，就在高耸的蒙巴纳斯大楼背后。我去贾科梅蒂博物馆数次，但偏偏错过了去年春天的贾科梅蒂、萨特与波伏娃三人展。

　　1939年的一天深夜，花神咖啡馆（上图）的顾客已经所剩无几，贾科梅蒂是其中之一。邻桌独坐的一个人忽然探身对他说：“打扰一下，我常在这里见到您，我觉得我们是能彼此理解的那种人。我今天没带钱。您介意替我付一下酒钱吗？” 贾科梅蒂爽快地替他付了钱，两人就此相识。那人正是让-保罗·萨特。

　　比贾科梅蒂小四岁的萨特，周围是一帮波伏娃那样的巴黎高知和艺术家。但贾科梅蒂不同，他出生在瑞士东南部意大利语区的一个小村庄，一辈子选择斯巴达式的简朴甚至寒酸的工作环境。他的出众才华与生俱来，父亲是著名的新印象派画家。他早早就到了巴黎，就读大茅舍学院，师从布德尔。贾科梅蒂曾短暂地追随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并因出众的才华而迅速崭露头角。

　　二战期间贾科梅蒂曾回瑞士三年半，战后才重返巴黎。他随身带的十二件小雕像表明，他已经离开了超现实主义的抽象作风，回归具象，开始探索人形雕塑的空间感。这时候，他战前的超现实主义名声已经完全暗淡，但他毫不在意，常说“也许取得成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逃离它”。他佩服古埃及的无名艺术家，说“如果我对自己诚实，我会把我所有的雕塑都埋起来，这样一千年内都不会被人发现”。战后，许多知识分子倾向共产主义，视之为人类问题的最终答案。贾科梅蒂也热情地支持过西班牙内战，从内心球盟会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深处同情和认同被压迫者的苦难，他工作室的简陋其实就是那种心态的表达。但他认为，成为革命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坊间传说：贾科梅蒂辛辛苦苦工作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怎么看自己的作品怎么不满意，便常常用小推车推到塞纳河边全部倒掉。对此，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某个阴雨绵延的周日——走出贾科梅蒂博物馆，我临时起意，循迹找到他的工作室所在地，发现从那里走到塞纳河边，大概得一个小时。他推着装满石膏作品的小车走那么远去倒掉？恐怕不可能。

　　贾科梅蒂的首次个展于1948年初冬在纽约举办。萨特深深理解他对艺术毫不妥协的投入，写了那篇四千字《追求绝对》作为前言，将其雕塑解读为在感知和创造两个方面的空前创新，并以存在主义视角进行了系统性诠释。贾科梅蒂终生专注于观察人、风景和物体，但他不是思想家，也没有计划创造或者表达思想，他的雕塑被视为“存在现实的艺术”，表达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萨特的文字无疑确认和大大促进了这种观点。实际上，贾科梅蒂所关心的是“看”，而非“信”，这与萨特正好相反。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为他赢得巨大声望，以记者身份在美国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在他手中，存在主义成为引领文学潮流的流行、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时尚，乃至风靡1980年代的中国，他所创办的《现代》杂志，主导法国知识界的思想论争四分之一世纪。1954年至1962年的八年阿尔及利亚反法战争中，萨特在巴黎被警方约谈，原因是激烈批评法国政策。1954年和1964年，萨特和波伏娃两访苏联。1955年他们在华访问45天，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典，萨特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赞颂中国“决定用五十年时间，来追上一千年的历史，把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彻底改变”。在罗马，他们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和拉丁美洲革命者会面。

　　萨特认为，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个体存在中的一切都有意义。他完成了关于童年的自传《词语》（Les Mots），此书极为成功，甚至被誉为可比肩卢梭《忏悔录》，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一时间，洛阳纸贵。书中有这么一段：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在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贾科梅蒂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伤，腿扭了，陷入一种清醒的昏迷，他的第一感觉是一种喜悦：‘终于有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我了解他的激进主义：他预想到了最坏的情况；这个他如此热爱、以至于他不想要任何其他生活的生活，突然被愚蠢的偶然暴力颠覆了，或许被击碎了：‘因此，’他对自己说，‘我不是做雕塑家的料，甚至不是生存的料；我生来就一无是处。’让他兴奋的是，事物威胁性的秩序突然被揭露，一场灾难那石化的目光凝视着城市的灯光，凝视着其他人，凝视着他自己那摊在泥泞中的身体：对雕塑家而言，石头的统治永远近在咫尺。我钦佩这种欢迎一切的意志。如果一个人喜欢惊喜，就必须喜欢到这种程度，喜欢到这种罕见的、突如其来的光芒程度，它向被照亮者揭示，大地并非为他们而造。”

　　这段文字让贾科梅蒂非常愤怒。他确实反复谈论过那次车祸，但那是他的经历、他的生活。萨特拿走了这个故事并进行自以为是的解读，还把地点错写为意大利广场。“我不是做雕塑家的料，甚至不是生存的料；我生来就一无是处。”这句话更是对他极大的冒犯。萨特不以为然，觉得只是一处小小的错误，他试图沟通但被贾科梅蒂拒绝，俩人就此绝交。

　　萨特一生拒绝被体制化，甚至不曾在高校或研究机构正式任职，但他始终是时代弄潮儿，本人的言行比他的存在主义更有存在感。在短暂地与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同行之后，贾科梅蒂坚决地从抽象回到具象，反艺术潮流而行之，哪怕被超现实主义大佬布列东认为是“叛徒”，也义无反顾地撤退。除了因为萨特那篇精彩的序言而常被简单地标签为“存在主义”之外，他难以被归入任何流派。与潮流共振也许易得一时盛名，但也会随着时代的远去而烟消云散。

　　萨特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声明拒绝一切荣誉，拒绝去瑞典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一位主动拒绝这一荣誉的人。有一段著名的黑白影像，是萨特被记者拦住采访，他神情冷淡地回应几句，便俯身钻进汽车，拍摄地点正是波伏娃的维克多·舍尔歇街11号寓所门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库所存萨特的东西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他1946年在第一届大会发言的音频。那时的他，对战后新成立的联合国体系，尤其是总部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满怀期待。那一届大会精英云集，英法美派出庞大的代表团，英国52人代表团，美国代表团50人，其中三位大学校长；法国48人代表团中包括朗之万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萨特并非法国代表团成员，他受邀发表的演讲充满战斗性：《作家的责任》（La Responsabilité de l’écrivain），那是一篇著名的宣言，是他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应介入现实、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纲领。

　　作为坚定的左派，萨特1954年不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对苏联的态度，拒绝出席会议。1964年，他和马塞尔等人出席了教科文组织为期两天的“克尔凯郭尔与当代思想”研讨会，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等则提交了书面发言。这可能是萨特最后一次出席该组织的专业会议。1965年，萨特猛烈抨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因是不满其对美国大规模轰炸北越采取的所谓“中立”立场。实际上，马厄总干事是他早年在巴黎高师极为亲密的朋友，甚至波伏娃也是他介绍萨特认识的，但昔年的朋友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马厄1946年加入教科文组织，历任总干事办公室主任、助理总干事、副总干事、代理总干事，然后担任总干事长达12年，他战略性地将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整合，推动大会通过并签署有历史意义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奠定当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图景。萨特与马厄一直保持交往，也一直对其工作提供思想建议。尽管如此，萨特还是毫不犹豫地与这位老朋友执掌的国际组织“割袍断义”。此外，萨特曾经的挚友加缪，1952年两人因对苏联看法不同而产生裂痕；加缪早年与马厄在抵抗运动中曾结下友谊，但因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为成员国，1952年加缪宣布拒绝合作。在公义与私谊之间，他们选择了公义。

　　贾科梅蒂的《行走的人》雕塑（上图）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1970年的事。这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拒绝接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该组织观察员，萨特认为这是在美帝国主义压力下做出的不公正决定。1974年，萨特与波伏娃以及福柯等人，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断绝关系的公开声明上签名，他们认为，这些国际组织丧失了理想主义初心，已沦为大国博弈的政治工具。实际上，在联合国体系中，教科文组织向来以左翼作风著称，1946至1954年间的执行局委员全部是以个人能力和声望当选的学者，由会员国政府指派代表是1993年之后才开始的事；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2011年率先接纳巴勒斯坦为成员国，始开联合国体系的先河，导致美国和以色列退出。14年后，英法等欧洲国家才于2025年在纽约宣布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但加入一事至今仍未有定论。实际上，教科文组织一直是那个教科文组织，可是，有时候在左派眼中它不够左，有时候在右派眼中它不够右。奈何。

　　《词语》焉能与《忏悔录》相提并论？萨特终究没有成为卢梭，他的名声也已在他离世后褪色。如今，在教科文组织大楼内，很少有人知道马厄，这个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影响很深的法国人，早已走入历史。与萨特和马厄都绝交的加缪，盛年因车祸离世，如今享有文化英雄一般的ICON（偶像）名声。而孤绝固执的贾科梅蒂，他那些瘦骨嶙峋的青铜雕塑，在变换的时代语境中，被一再解读。

　　由于对时尚兴趣不够、知识甚少，我曾把服装品牌伊夫·圣·罗兰（YSL）说成化妆品牌雅诗兰黛，惹众人哄堂大笑，因此对YSL博物馆一直意兴阑珊，难却好友邀约好意，只好随之前去参观。没想到，一进门就被常设展的前言吸引：服装的本质功能是遮身蔽体，但YSL的长处却在于用料是薄纱和蕾丝，这恰恰与遮蔽功能背道而驰。What a research puzzle！（一个多好的研究问题啊！）自此，我收起了轻慢之心。卢浮宫、奥赛、LV基金会等众多博物馆的水平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玛摩丹博物馆的核心藏品是莫奈100多幅油画及素描。去年，莫奈成名作《印象·日出》从华盛顿借展归来，我等闻风前往，没想到被“睡眠帝国”特展（上图）深深吸引。策展人是神经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从象征、科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探索艺术中的“睡眠”主题，搜集了古典时代、中世纪至20世纪的绘画、雕塑和照片，展览分为“纯洁的睡眠”“圣经故事中的梦”“日常睡眠与长眠的语义模糊”“睡姿的爱神厄洛斯”“梦与梦魇”几个部分，展品不乏马蒂斯、罗丹和莫奈等人的作品，甚至还有雨果的照片，最后一幅画的说明文字引用了庄周梦蝶的典故，意外而亲切。

　　我读过的巴黎各种展览的前言中，很少有故作高深的语言，也绝少肤浅的抒情，即使是流行的双人展，选题和视角也总让人耳目一新。塞努奇博物馆的中国水墨展极有新意，对董其昌和康有为的解读完全出人意料，当然，也许外国的和尚容易念新经？应当说，巴黎策展水平之高，完全对得起那些展品，或者说相得益彰。巴黎的展览，向来没有所谓高仿一说，要么不展，展则必是真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厅的玻璃展柜中，有爱因斯坦的自寿诗以及给弗洛伊德的信札，均是真迹。马塔的油画《对宇宙最广阔的展开》就挂在七层咖啡厅的墙上（上图），大家端着咖啡在画前走来走去。智利文化参赞德波佐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万一谁不小心，一个趔趄把咖啡溅到画上怎么办？马塔是智利乃至拉美最知名、最有国际影响力的画家之一，作品的价格可想而知。数不清的真迹本就有强大吸引力，高明的策展理念经由大众媒体诠释，几何层级地提升和扩散，磁石一样吸引全世界。

　　此外，世界各国都能在巴黎找到本国文化名人的踪迹，我住处隔壁街道有越南作曲家故居，他和陈其钢同是吕西安的弟子，想必在越南也是如雷贯耳的名字。好友出差路过巴黎，住在圣叙尔皮斯教堂附近的酒店，门楣上有小小的牌子，纪念曾在此居住的匈牙利诗人，几十米外的波拿巴街上，便是以钢琴家李斯特名字命名的匈牙利文化中心，伊朗、捷克文化中心也在不远处。许多国家在巴黎设立了文化中心，比如塞纳河畔的中国文化中心、日本文化中心，俄罗斯文化中心稍远点，在右岸。我想，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大概是巴黎名声浩大的原因吧。

　　2024年11月世界哲学日当天，德国学者罗萨（Hartmut Rosa）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一场有意思的演讲（上图），首次提出“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概念，认为真正的能量并非个人占有，而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集体创造的。罗萨以“社会加速理论”成名，认为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加速”，即追求永不停歇的增长、加速和创新，人们拼命奔跑，只为保持原有的竞争力和地位，但结果是我们虽然拥有更多物品，却与世界失去了深层联系，导致“生态枯竭”和“心理枯竭”。他提出“共鸣理论”，认为幸福不在于一味求快，而在于与世界建立共鸣关系，即那些真正能被世界触动、并与世界对话的时刻。散会后，从座无虚席的会场出来，一眼望见毕加索壁画旁边六种语言的巨幅标语“共享人类价值”，路过《行走的人》时，忽然发现那个步态有些沉重的瘦长青铜人，其实是匀速前进的姿态。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那么，艺术呢？毕加索和萨特在世时已爆得大名，但更多的是贾科梅蒂和司汤达那样的艺术家，身后才声名鹊起。司汤达法语小说《红与黑》结尾处的著名英文题词是“to the happy few”，引自莎士比亚《亨利五世》，意思是献给那些真正理解他、超越时代的知音。也许可以说，艺术的本质是灵魂的沉思，是人与世界的对话，以打败时间——“to be the happy mass”。归根到底，因为生命的有限性，人类最大的对手是时间。

　　说起来有意思，贾科梅蒂博物馆的logo（上图）源自他最著名的《行走的人》，一眼望去，分明就是个“人”字。久在拼音字母的环境中工作与学习，提起象形文字，通常想起的是历史书中提到的那些古代文字，比如古埃及圣书体、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象形文字、波斯的埃兰文字。但这个logo让我突然意识到汉字也是象形文字，而且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动的美。

　　2018年，贾科梅蒂基金会重印了他1969年出版的150幅素描集，书名仍是“无尽的巴黎”（Paris Sans Fin）。为完成这本书，贾科梅蒂曾无数次在夜间的塞纳河两岸车河中游荡，仔细观察这个城市并迅速画下来。我东施效颦，想的是原地体会他那些简练潇洒的石版画线条。冬天的巴黎夜雨绵绵，因为反射，满地的雨水拖长了交通灯的倒影，道路几乎成了红绿两色的彩色道路，从法广大楼前的肯尼迪大道驶入蓬皮杜滨河道，一过涵洞，璀璨的埃菲尔铁塔立刻跃入眼帘，人影绰绰的地铁6号线正从河上轻盈驶过，那一刻，夜雨中的巴黎美得摄人心魄。